Google最终还是退出了中国市场，此事究竟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我并不想多做评论，我也并不想把google奉为英雄斗士，更不想把它视作自由民主的象征，但无论如何，google的退出必定要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，至少我们可以预期若干年后当我们讨论网络时代中的政治、经济、道德、媒介、外交、人权等等问题的时候，总要援引这个案例。
这里我只想提一下我所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小问题：
在主流媒体给出的对google的各种批判之中，看到最多的一项指责是“把商业问题政治化”。说google的退出只是一个公司自己的商业行为，而别有用心的人把它政治化了，于是牵扯出自由民主、中美关系等等政治问题。
相关的声讨词很多，随处都可以看到，我这里只引一段比较典型的：“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余万里说，企业的出发点就应该是赢利，如果一个企业非要去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，那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错位，从任何角度来讲，都是没有合法性的。” http://news.qq.com/a/20100222/000743.htm
但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奇怪呢？这些“专家“究竟是真的昏了头，还是对我们的主旋律进行着巧妙的讥讽呢？
从各路“专家”到外交部发言人，官方意见异口同声地指责商业的政治化，提出商业公司不应该承担政治使命，说商业公司的行为不应该赋予政治意味。看来这些人都没学好政治课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没过关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咱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，一是教哲学，二就是教政治经济学。何谓“政治经济学”？那就是开宗明义、顾名思义，强调政治和经济是绝对不能分开的，政治离不开经济基础，经济学也离不开政治问题，政治问题是渗透在一切经济活动之内的。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户，都不能视作单纯的经济学单位，而也要视作一个政治学的存在，经济问题不能被单独地抽离出来。
理所当然，一切商业活动都会带有政治意味，一切商业问题都会有其政治维度，这个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“政治经济学”的一个基本洞见，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，如果说咱可以不引入政治而纯粹地谈论商业，那首先就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底了。
总之在理论上说，商业活动一定是负载政治的，这很正常，美国的公司夹带着美国的政治，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么？抛开政治而就商业谈商业，这只能是睁眼瞎话，蒙得过一时蒙不过一世，这本来应该是久经马政经修炼的中国专家们最明白的道理，为什么面对google事件时对“政治化”就变得如此抵触的样子？
而另一方面，在实际上，在现实中，中国的商业活动确实也都是高度政治化的。“一个企业”为什么也要那么多Dang支部？要那么多宣传和组织部门？为什么也要搞政治、学政治？特别是传媒和互联网公司，为什么要那么多政治审查？中国的网络公司和google一样，只是一家家企业，为什么都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政治方针？为什么企业们都必须宣扬符合主旋律的价值观？究竟为什么要通过企业推行价值观呢？按照“专家”的说法，这岂不都是“严重的错位”？如果说中国的企业都可以，乃至“必须”来支持中国价值观的推行，那么美国的企业要推行一下美国的价值观，那有什么不妥呢？那不是很正常么？即便说这些事情“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没有合法性的”，为什么那些专家竟能如此理直气壮地，百步笑五十步呢？
2010年3月25日
补充两段：
我首先是持一种文化整体论。就是说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意识形态，都不是悬空的，政治架构是建立在一般的交往方式之上的，如果所有公民的生活方式、交往方式都保持老一套，你说咱们来推行一种新政体，这就是说瞎话。新政体的推行必须先从实际的交往方式着手，否则就是空洞的口号。那么当然，商业活动是一种重要的，在现代社会中十分关键的交往方式，更不用说网络公司同时又代表着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交往方式，这些交往方式的推广当然会引起政治层面上的改变。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决定政治体制，后来再推至一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，是决定政治的基础。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务必要唤起新的政治结构，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，这些道理即便按照正统教科书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按马恩说法，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”，就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政治就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，或许有人说经济只管生产，商业只管赚钱，而政治只管权力问题，但是其实所谓的“钱”也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，“钱”的背后就是权威和国家机器在哪儿保证着，没有政治，钱就是废纸。另一方面，在国家机器保障下的有价值的钱，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？钱如果不用出去，光是堆在家里，还是一堆废纸，那么钱的价值体现在用，而钱的使用就体现在社会交往，人其实并不需要钱这样东西，人需要的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和交换，所以需要钱，或者别的东西来支持，比如说其它附着权力的东西，如果我凭借某种其它的权力，不花钱也可以获取相应的社会关系，那么我就可以不赚钱。所以钱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的载体，即便说商业活动只涉及关于钱的问题，那也必然要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。其实改变钱的流向也同时是改变权力的结构，更不用说提供新的产品所带来的政治负载。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是有其政治性的。比如说我贩卖大型农业播种机收割机，贩卖高产的玉米种子，提高农业产量，这只是在进行商业行为吧？但这种商业行为恰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。因为机械化的大装备虽然能大大提高效率，但是改变了农民间的社会关系，因为大型农业机器只适合集约化大农场使用，而小片农田则难以享受效率的提高，于是加深了劣势，最终趋向于被集约化的大农场吞并，一些小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大农场主，形成雇佣关系，而由于效率的提高，更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事可做，便要涌入城市，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，另外大型机械的维护和每年更新的种苗都需要向供货商重新购买，这样便使得他们不得不被拉入全球贸易关系之内，如此等等。商业的逻辑蕴含政治的趋向。
我们知道google在推广一些服务，这些服务产品也绝不是所谓“政治中立”的，它当然有其政治负载，甚至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与google总裁自己的政治观念未必吻合，但它肯定是富含政治性的。即便我们撵走了google，如果我们的本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借鉴了其技术，那么相应的政治变化还是逃不掉。我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把政治看得太单纯，看成只是一些体现为口号的东西（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政治学习和宣传的结果，人们觉得只有大声喊出来的明晃晃的词汇才是政治），他们只有在看到有人拿google问题讨论民主自由等等口号时，才以为是那些人把商业问题政治化了，而他们要是不喊出这些关键词，我们的政治家就不知道民主自由等等政治内涵早就是嵌在google所提供的服务之内的。
最新评论
- 边缘之思
2010-05-17 12:15:37 匿名 10.8.0.2
初到宝地，参阅了博主的几篇习作，慨叹不已。愚兄虽年长几岁，并在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讨口饭吃，学问很浅很浅。惊异于博主年纪轻轻，可知识面之宽广，思维之缜密与活跃。在此不敢妄评，只想冒昧进一言：依弟之才，可否不囿于所学科哲之领域（尽管你的局限不只是局限于此），直接进入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大学问，“政治=社会”的重建正需要大学问、大智慧（此乃愚兄所从事的领域，但客观地说，目前国内的政法社学科的学者“十之九点九”不过是混饭吃而已，因此时下的中国最需要治国理政的真学问）。况且，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者海外学成归来，由自己原先的专业（有的是哲学）迂回到国内政治与文化来。此一进言，实在冒昧冒昧！兄长只是一个边缘的求学者，日后多向老弟讨教才是！
- 古雴
2010-05-17 22:11:02
多谢抬举，小弟深感惶恐……以我的志趣而言，当然不会囿于科哲领域，哲学乃一整体，光做科哲而不涉政经法领域问题，实不可能。另外，我亦不愿做囿于书斋之中不闻窗外之事的书卷家，而是要注视当今社会之现实，也要作为知识分子尽到自己起码的社会责任（独立地发言）。但我的基本定位仍然是一个学者，一个与时尚保持距离的，务虚之人。特别是哲学之追问，并非为了实用功利，而只为好奇惊诧探索。而所谓治国理政最需要的学问，并非我所追求之哲学。治国理政乃是实践的技艺，并不能照搬某一套理论来运作，如果说政治家仍然需要一种思想为指南，法律仍然需要一种理论为基础的话，对这些理论的选取和运用也属于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技艺，作为学者，我不必僭越。
- 思之边缘
2010-05-17 22:27:59
再不揣冒昧进一言，当下中国社会的困境就在于“立法者的立法者”缺失，当家的缺乏“大脑”，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、道德与伦理没有足够的认知准备，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没有诸如当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洛克，法国的孟德斯鸠、托克维尔等人的造化，既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，更妄谈引导社会。一切还是依小平同志的话，摸着石头过河。这一态势在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或可容忍，但现今正是所谓的多重转型时代，倘若没有“大脑”的指挥，前面的路定会很难很难。。。。。。因此，像博主这样的北大精英，理当以深厚的大智慧、大学问来回应现实的呼唤。
- 古雴
2010-05-18 09:51:26
我不同意你的定位。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，却并不是大脑。政治家可能借用一些思想来进行指挥，但并不是说思想家本身负有指挥社会的使命，而政治家总可以借用到合适的思想，并不需要非得由思想家另行创造。无论是你说的亚当斯密、洛克还是孟德斯鸠之类，他们首先都是一些学者，他们的思想也并没有被用来指挥当时的社会，即便像托克维尔那样试图从政的人，最终也是心灰意冷。
对于时局的判断，我也不同意你。现在中国亟需的是一些能够指导立法者的头脑吗？我以为不然。“当家的”如果真需要指导，不需要找什么新东西，只要先把解放以前的先辈们如何批评国民党，讨论应当如何施政治国的文字翻出来好好读读就够了。而关键在于统治者们根本不需要反省。说他们需要思想的指导，前提是他们需要反省，才有可能去接受思想，若统治者根本不去反省，而你又可以拿一种思想去指导他们，那么你就只能成为一个更高的统治者，或者说独裁者，这才可能。
我也认为中国需要出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，但这并不是出于要思想家成为独裁者的考虑，而是出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延续的考虑。
谁把谷歌“政治化”了？
Google最终还是退出了中国市场，此事究竟是好是坏，是对是错，我并不想多做评论，我也并不想把google奉为英雄斗士，更不想把它视作自由民主的象征，但无论如何，google的退出必定要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，至少我们可以预期若干年后当我们讨论网络时代中的政治、经济、道德、媒介、外交、人权等等问题的时候，总要援引这个案例。
这里我只想提一下我所注意到的一个有趣的小问题：
在主流媒体给出的对google的各种批判之中，看到最多的一项指责是“把商业问题政治化”。说google的退出只是一个公司自己的商业行为，而别有用心的人把它政治化了，于是牵扯出自由民主、中美关系等等政治问题。
相关的声讨词很多，随处都可以看到，我这里只引一段比较典型的：“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余万里说，企业的出发点就应该是赢利，如果一个企业非要去推行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，那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错位，从任何角度来讲，都是没有合法性的。” http://news.qq.com/a/20100222/000743.htm
但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奇怪呢？这些“专家“究竟是真的昏了头，还是对我们的主旋律进行着巧妙的讥讽呢？
从各路“专家”到外交部发言人，官方意见异口同声地指责商业的政治化，提出商业公司不应该承担政治使命，说商业公司的行为不应该赋予政治意味。看来这些人都没学好政治课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没过关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咱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，一是教哲学，二就是教政治经济学。何谓“政治经济学”？那就是开宗明义、顾名思义，强调政治和经济是绝对不能分开的，政治离不开经济基础，经济学也离不开政治问题，政治问题是渗透在一切经济活动之内的。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体户，都不能视作单纯的经济学单位，而也要视作一个政治学的存在，经济问题不能被单独地抽离出来。
理所当然，一切商业活动都会带有政治意味，一切商业问题都会有其政治维度，这个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“政治经济学”的一个基本洞见，我个人认为，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，如果说咱可以不引入政治而纯粹地谈论商业，那首先就违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底了。
总之在理论上说，商业活动一定是负载政治的，这很正常，美国的公司夹带着美国的政治，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么？抛开政治而就商业谈商业，这只能是睁眼瞎话，蒙得过一时蒙不过一世，这本来应该是久经马政经修炼的中国专家们最明白的道理，为什么面对google事件时对“政治化”就变得如此抵触的样子？
而另一方面，在实际上，在现实中，中国的商业活动确实也都是高度政治化的。“一个企业”为什么也要那么多Dang支部？要那么多宣传和组织部门？为什么也要搞政治、学政治？特别是传媒和互联网公司，为什么要那么多政治审查？中国的网络公司和google一样，只是一家家企业，为什么都必须要符合中国的政治方针？为什么企业们都必须宣扬符合主旋律的价值观？究竟为什么要通过企业推行价值观呢？按照“专家”的说法，这岂不都是“严重的错位”？如果说中国的企业都可以，乃至“必须”来支持中国价值观的推行，那么美国的企业要推行一下美国的价值观，那有什么不妥呢？那不是很正常么？即便说这些事情“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没有合法性的”，为什么那些专家竟能如此理直气壮地，百步笑五十步呢？
2010年3月25日
补充两段：
我首先是持一种文化整体论。就是说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意识形态，都不是悬空的，政治架构是建立在一般的交往方式之上的，如果所有公民的生活方式、交往方式都保持老一套，你说咱们来推行一种新政体，这就是说瞎话。新政体的推行必须先从实际的交往方式着手，否则就是空洞的口号。那么当然，商业活动是一种重要的，在现代社会中十分关键的交往方式，更不用说网络公司同时又代表着互联网这种新型的交往方式，这些交往方式的推广当然会引起政治层面上的改变。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其实也是这个意思，他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决定政治体制，后来再推至一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，是决定政治的基础。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务必要唤起新的政治结构，这就是所谓与时俱进，这些道理即便按照正统教科书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。
按马恩说法，“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”，就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政治就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，或许有人说经济只管生产，商业只管赚钱，而政治只管权力问题，但是其实所谓的“钱”也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，“钱”的背后就是权威和国家机器在哪儿保证着，没有政治，钱就是废纸。另一方面，在国家机器保障下的有价值的钱，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？钱如果不用出去，光是堆在家里，还是一堆废纸，那么钱的价值体现在用，而钱的使用就体现在社会交往，人其实并不需要钱这样东西，人需要的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和交换，所以需要钱，或者别的东西来支持，比如说其它附着权力的东西，如果我凭借某种其它的权力，不花钱也可以获取相应的社会关系，那么我就可以不赚钱。所以钱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的载体，即便说商业活动只涉及关于钱的问题，那也必然要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。其实改变钱的流向也同时是改变权力的结构，更不用说提供新的产品所带来的政治负载。任何一种技术产品都是有其政治性的。比如说我贩卖大型农业播种机收割机，贩卖高产的玉米种子，提高农业产量，这只是在进行商业行为吧？但这种商业行为恰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。因为机械化的大装备虽然能大大提高效率，但是改变了农民间的社会关系，因为大型农业机器只适合集约化大农场使用，而小片农田则难以享受效率的提高，于是加深了劣势，最终趋向于被集约化的大农场吞并，一些小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大农场主，形成雇佣关系，而由于效率的提高，更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事可做，便要涌入城市，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，另外大型机械的维护和每年更新的种苗都需要向供货商重新购买，这样便使得他们不得不被拉入全球贸易关系之内，如此等等。商业的逻辑蕴含政治的趋向。
我们知道google在推广一些服务，这些服务产品也绝不是所谓“政治中立”的，它当然有其政治负载，甚至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与google总裁自己的政治观念未必吻合，但它肯定是富含政治性的。即便我们撵走了google，如果我们的本国公司以各种方式借鉴了其技术，那么相应的政治变化还是逃不掉。我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把政治看得太单纯，看成只是一些体现为口号的东西（这就是我们国内的政治学习和宣传的结果，人们觉得只有大声喊出来的明晃晃的词汇才是政治），他们只有在看到有人拿google问题讨论民主自由等等口号时，才以为是那些人把商业问题政治化了，而他们要是不喊出这些关键词，我们的政治家就不知道民主自由等等政治内涵早就是嵌在google所提供的服务之内的。
最新评论
2010-05-17 12:15:37 匿名 10.8.0.2
初到宝地，参阅了博主的几篇习作，慨叹不已。愚兄虽年长几岁，并在一所不见经传的高校讨口饭吃，学问很浅很浅。惊异于博主年纪轻轻，可知识面之宽广，思维之缜密与活跃。在此不敢妄评，只想冒昧进一言：依弟之才，可否不囿于所学科哲之领域（尽管你的局限不只是局限于此），直接进入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大学问，“政治=社会”的重建正需要大学问、大智慧（此乃愚兄所从事的领域，但客观地说，目前国内的政法社学科的学者“十之九点九”不过是混饭吃而已，因此时下的中国最需要治国理政的真学问）。况且，近年来也有个别学者海外学成归来，由自己原先的专业（有的是哲学）迂回到国内政治与文化来。此一进言，实在冒昧冒昧！兄长只是一个边缘的求学者，日后多向老弟讨教才是！
2010-05-17 22:11:02
多谢抬举，小弟深感惶恐……以我的志趣而言，当然不会囿于科哲领域，哲学乃一整体，光做科哲而不涉政经法领域问题，实不可能。另外，我亦不愿做囿于书斋之中不闻窗外之事的书卷家，而是要注视当今社会之现实，也要作为知识分子尽到自己起码的社会责任（独立地发言）。但我的基本定位仍然是一个学者，一个与时尚保持距离的，务虚之人。特别是哲学之追问，并非为了实用功利，而只为好奇惊诧探索。而所谓治国理政最需要的学问，并非我所追求之哲学。治国理政乃是实践的技艺，并不能照搬某一套理论来运作，如果说政治家仍然需要一种思想为指南，法律仍然需要一种理论为基础的话，对这些理论的选取和运用也属于政治家和立法者的技艺，作为学者，我不必僭越。
2010-05-17 22:27:59
再不揣冒昧进一言，当下中国社会的困境就在于“立法者的立法者”缺失，当家的缺乏“大脑”，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、道德与伦理没有足够的认知准备，从事人文社科研究的没有诸如当年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洛克，法国的孟德斯鸠、托克维尔等人的造化，既不能有效地解释社会，更妄谈引导社会。一切还是依小平同志的话，摸着石头过河。这一态势在一个并不复杂的社会或可容忍，但现今正是所谓的多重转型时代，倘若没有“大脑”的指挥，前面的路定会很难很难。。。。。。因此，像博主这样的北大精英，理当以深厚的大智慧、大学问来回应现实的呼唤。
2010-05-18 09:51:26
我不同意你的定位。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，却并不是大脑。政治家可能借用一些思想来进行指挥，但并不是说思想家本身负有指挥社会的使命，而政治家总可以借用到合适的思想，并不需要非得由思想家另行创造。无论是你说的亚当斯密、洛克还是孟德斯鸠之类，他们首先都是一些学者，他们的思想也并没有被用来指挥当时的社会，即便像托克维尔那样试图从政的人，最终也是心灰意冷。
对于时局的判断，我也不同意你。现在中国亟需的是一些能够指导立法者的头脑吗？我以为不然。“当家的”如果真需要指导，不需要找什么新东西，只要先把解放以前的先辈们如何批评国民党，讨论应当如何施政治国的文字翻出来好好读读就够了。而关键在于统治者们根本不需要反省。说他们需要思想的指导，前提是他们需要反省，才有可能去接受思想，若统治者根本不去反省，而你又可以拿一种思想去指导他们，那么你就只能成为一个更高的统治者，或者说独裁者，这才可能。
我也认为中国需要出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，但这并不是出于要思想家成为独裁者的考虑，而是出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延续的考虑。
关于 古雴
胡翌霖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。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。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，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（原文链接），详情参考版权说明。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，欢迎比特币打赏：1YiLinDDwvBLT19CTUsNHdiQhXBENwUR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