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科研失败的采访稿

之前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,我答了很多,他们汇总成文的时候其实就摘了我两句话,在这里贴出我的原始回答。

1.曾有人提出“失败是指行动结果偏离预期目标,或者是终止(中止)没能达到目标价值的行动”。您如何理解“科研失败”?失败与成功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,您认为,什么样的科研算是“失败”的?“科研失败”有没有可能分为几种类型

如何定义失败当然取决于如何定义成功,所以我们可以先讨论科研的成功分几种类型。根据如果说发表论文是成功,那么发不了论文就是失败。如果完成课题、项目是成功,那么完不成课题就是失败。这些都是以外在的标准来衡量的。就科学家或研究团队来说,也可以有内在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目标。例如积累经验、排除误区、追求真理,在这个意义上,一个以外在标准来看是失败的工作,对于自己磨练能力或追求真理的追求而言,也就不算失败了。所以我觉得关键其实还是在于科研的“成功观”的问题。彻头彻尾的失败并不值得鼓励,但有些所谓的失败只是没有产出符合特定外在标准的结果而已,我们应该支持科学家根据自身情况来更灵活地界定他们的“成功”。

进一步,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看似“失败”的成功之处来进行分类。比如:能够锻炼科研团队经验的工作;能够为科学共同体贡献经验教训或者数据资料的工作;能够引发新的研究课题(比如为何失败)的工作等等。这些有积极意义的“失败”都是值得鼓励的。当然,还有一些失败是因为科研者存在过失,根据过失的不同,有时是需要严肃追责的。

2.科研失败被很少提及的原因可能有很多,比方说科研人员一般只有成功了之后才会公开说自己失败的经历,对此,您怎么看?您认为,科研失败很少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什么?

显然,失败很少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失败了,这似乎是句同义反复的废话——所谓“失败”某种意义上就是未能得到令人关注的结果。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要认识到,科研失败很少被关注是正常的,事实上任何领域中,我们都更关注成功而很少关注失败。甚至连成功的第二名我们也关注不多,只关注最成功的那个人,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非常在意优先权争夺。成功者享有荣耀和关注本身并没有错误,科研活动的竞争和积累就是这样展开的。

之所以我们觉得科研失败值得更多关注,关键还是在于前面讲的,其实衡量成败的尺度是多元的,许多所谓的“失败”其实有积极的意义。有一些人,比如期刊编辑、课题评审人、职称评定人、公众或研究者本人,他们持有的“成功观”过于狭隘和刻板,所以导致了许多能够产生积极教益的成果被轻率地划为失败。

另一个方面,除了积极意义的“失败”之外,有些源于过失的失败是需要追责的,但这方面也较少被关注,这是因为许多科研活动缺少第三方监督机制。科研过程完全依赖科学家自己报告,那么科学家往往报喜不报忧了。比如贺建奎事件,贺建奎自认为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做成功了,所以自己风风光光地去会议上做报告,才闹得举世哗然。但设想他如果实验失败了,比如婴儿流产了畸形了,他就不发论文做报告了,私下摆平好就完了,别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他做过这样一些严重违背科研伦理的实验了。

允许科学家自由衡量成功,以及为科学家增加第三方监督机制,这二者并不矛盾,科研管理不应该只有一套刻板、单调、自上而下的监管机制,而是需要引入多元的参与者。

3.与小科学时代相比,大科学时代的科研失败的自身特点和失败造成的影响都有哪些变化

最基本的特点就是烧钱多了,影响也大了。小科学时代的科研活动往往是贵族或爱好者自发组织,内部能够交代就行。但大科学时代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,资金来源于企业或者纳税人,有一些失败也可能产生较大的后果(如危险物泄露、污染、伦理问题等),所以科研者更有责任向支持者汇报“失败”。

另外,大科学时代,科学、技术与产业的结合更紧密,许多科研需要资本的推动,于是“市场竞争“、“风险投资“的逻辑也被引入科学,从”风投“的视角看,投十个项目失败九个,剩一个能够大成功,那也是能够接受的。但许多学院内的科研项目远远跟不上这种节奏,可能十个立项里有一个失败,就接受不了了。

4.您认为,科研失败的公开和分享是否是有必要的?哪些失败具有对外公开的价值?

能够产生积极教益或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“失败”都应当对外公开。

5.在您的印象中,是否有因为科研失败经历而发论文的案例?可否举一两例?

我知道发表偏倚(publication bias)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际学界的重视,这其实已经影响到对已有研究进行“荟萃分析”的准确性,特别是在医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等领域。但主要的解决办法未必是发表更多失败的论文,而是诸如建立公开的实验数据库,使得失败的实验虽然未必发表论文,但实验数据仍然能够进入公开记录。

有一些所谓“失败”其实是有很高发表价值的,可能成为颠覆既有理论的契机。但是非得说成功失败一视同仁都能发论文,这也不合理。所以我觉得一般的科研失败经历未必要以发论文的方式公开,可以以公共数据库等其它方式记录。

6.如今我国倡导“从0到1”和原始创新,这或将意味着我国科研人员要经历更多的失败。您认为,在这样的情况下,怎样的失败观对于未来我国科学发展来说是良性的?

其实应用的创新乃至单纯的模仿,同样有非常高的失败率。比如拿一台最先进的光刻机摆在那里,让我国科研人员仿造出来,这显然不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,但成功率恐怕极低。

关于失败观,前面我都说了,首先其实是“成功观”应当多元化,不光是自上而下的衡量,而是从科学家自己、第三方监督者、资本和市场、民众等多个不同的出发点,来衡量科研活动的成败。

7.现在很多科学都是基于项目、基金开展的,您认为,如果项目失败,如何将科研失败的正面价值最大化?如何鼓励科研人员将科研失败的经历公开?

那就不要让太多的科研基于(官方的)项目、基金,应开拓多元的激励机制,包括但不限于无条件给予科学家自主支配的资金;由院校科研机构自行管理的资金;由第三方民间团体监督的基金;由企业家引入的资本等等。官方项目有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刻板的目标,这是正常的,也确实有一些科研活动是更容易预见结果、安排计划,更容易在足够的物质支持下保证成功的,这部分项目并不鼓励失败,也是合理的。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元的激励体系。

关于 胡翌霖

胡翌霖,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。本站文章在未注明转载的情况下均为我的原创文章。原则上允许任何媒体引用和转载,但必须注明作者并标注出处(原文链接),详情参考版权说明。本站为非营利性个人网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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